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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纳像个高明的医生,开始一直千疮百孔的IBM。他的第一招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将IBM溶解掉,通俗地讲,就是开源节流。他首先裁掉了一些冗余的部门和一些毫无前途的项目。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操作系统OS/2的项目。这样,人员相应减少了,费用自然降低了。但是,短时间内增加收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士纳的做法是卖掉一些资产。如果去过IBMAlmaden实验室的人都会发现,那座非常豪华的大楼非常不对称,似乎只盖了一半。事实上的确如此,IBM当时盖了一半没钱了,就留下了这座烂尾楼(见附图)。而且,郭士纳还想把盖好的这一半卖掉,只是这座楼盖得实在太贵,在九十年代初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没有公司买得起,它才得以留在IBM。郭士纳事后讲,这些裁撤部门和卖资产的决定,不仅是他在IBM,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思科公司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它占据了全部路由器市场,它也很难使公司在成长一倍。而且,由于反摩尔定理的作用,它的营业额并不能因为多买了一些设备而常比例的提升。因此,除非它能开拓出新的市场,否则会成为下一个朗讯。要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就必须找到和原有市场等规模甚至是更大的新市场。1994年初,我的同事清华的李星教授告诉我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提出要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互联网,这便是中国互联网的开始。很快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吴建平、李星等中国最早研究互联网的学者到美国考察互联网、并且考察生产互联网设备,主要是路由器(Router)的公司。当时很快就定下了美国思科(Cisco)公司的设备,并且很快到了货。很短的时间,中国自己最早的互联网就在大学里诞生了(虽然高能所更早连到了互联网上,但是那实际上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实验室的一个子网)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思科公司,即使今天由于思科公司的产品不直接面向用户,知道它的人也远不如知道麦当劳的多,尽管思科有麦当劳的三倍大。但是,如果告诉大家,没有思科和同类公司生产的路由器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那么大家就知道思科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了。思科是一个标准的网络时代弄潮儿,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兴,随着其泡沫的破碎而一度衰落。在2000年,思科曾经在一瞬间超过微软,成为世界上股值最高的公司(五千四百亿美元),那时思科股票一天的交易额超过当时整个中国股市。911以后,它的股票一度缩水85%。那年,思科的CEO钱伯斯宣布了思科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裁员,同时他将自己的工资降到每年一美元,成为世界上工资最低的CEO。这种做法一度被传为佳话,并纷纷为那些愿意和公司同甘共苦的老板们效仿。几年后的今天,思科已走出低谷,并且成为世界最大的设备制造公司。澳门威尼斯人娱乐游戏开户发展阶段(GrowthStage)。这时公司已经有了营业额,甚至有了利润,但是,为了发展,还需要更多的资金。这个阶段的投资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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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乡巴佬夫妇,找到哈佛大学,提出为哈佛捐一栋大楼。哈佛大学的校长很傲慢地说,捐一栋楼要一百万,然后三句两句地便把这对老夫妇打发走了。这对老夫妇一边走一边唠叨,才一百万,才一百万。他们有一个亿要捐,于是便干脆自己捐了所大学,就是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刚开始时,欧洲联合起来了。以往欧盟各国只能算是松散的联盟,在技术上很难单独和美国抗衡。即使搞出一个不同于美国的行业标准,也很难在世界上占主导,比如彩电的PAL制式。近二十年来,欧洲独立于美国单独行事的意识越来越强,同时吸取了各自为战的失败教训。明显加强了内部的合作。终于在第二代移动通信上超越了美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创业者必须有好运气。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公司Netscreen共同创始人柯岩博士对我讲,创业成功的关键是要有运气。澳门威尼斯人娱乐游戏开户上面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该公司的发展一帆风顺,每一轮估价都比前一轮高,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不少公司在某一轮风险投资资金用完的时候,业绩上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下一轮融资时估价还会下降。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这样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他们花掉了近亿美元的投资仍然不能使公司盈利,这样必须继续融资,新的风投公司给的估价只有前一次估价的三十分之一,但是创始人和以前的投资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估价,以避免公司关门,那样他们的投资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如果稍微比较一下苹果十年前的产品和现在的产品,我们很容易发现,苹果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电脑生产厂商,因为它有大量类似家电的产品,比如iPod、AppleTV和iPhone。因此,一些专家认为,苹果正在从计算机公司像家电公司过度。但是,这些产品和传统的家电又不一样,每样东西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人看了后,不由地发出感慨—原来这东西还可以这么玩儿。今天,苹果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家电的品牌。如果要问什么是创新,这就是创新!我很喜欢德国一位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英特尔那样的神话并没有重现,以后也很难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能做到英特尔的规模。虽然有些投资者为自己错过英特尔的机会而惋惜,但是,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2004年,乔布斯患上癌症,医生估计他最多还能活3到6个月。医生建议他回去把一切都安排好,其实就是在暗示他"准备后事"。医生马上给他做了手术,很幸运的是,那是一种少见的可治愈的恶性肿瘤。手术后,他很快就好了。这次经历,使乔布斯对死亡有了真正的认识。他认为,死亡推动着生命进化和变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新的人和新的技术,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逐渐成为旧的,也会被淘汰。苹果没有沉浸在iPod的成功中,加紧了新品的开发。对风险投资家来讲,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当一个甩手掌柜:把钱投到一家公司,不闻不问,几年后几十倍的利润拿回来。这种情况对于天使投资确实发生过,比如有一个从洛杉矶募集资金的天使投资团将钱投入了早期的Google,等Google上市时,该投资团的合伙人,包括NBA明星奥尼尔、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和一些好莱坞明星,稀里糊涂地就挣到了一大笔钱。对于比较大的风险投资,反而很少发生。大多数办公司的人的经验总有局限性,尤其是IT行业的创始人大多是技术出身,没有商业经验和“门路”(在美国,门路和在中国一样重要)。风投公司就必须帮助那些创始人把自己投资的公司办好。毕竟,他们已经在一条船上了。

事实上,微软很眼馋Java这个宝贝,1996年它不得不向太阳公司购买Java的授权(License)。太阳公司当初的想法是通过微软推广Java,合同也是这样签的。但是,微软有自己的算盘,并没有依照合同向用户提供用Java开发的产品,而是通过太阳的技术,搞自己的类似产品。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法庭的判定,微软误导Java开发者、阻碍他们开发兼容太阳公司Java技术的产品,以达到打压Java的目的。为了满足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和开发应用程序的需求,太阳搞出了相应的基于Java的JSP开发环境,微软则争锋相对,搞出了基于自己的VisualBasic的ASP技术。鉴于微软利用它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地位打压太阳公司,后者不得不于1997年10月向美国加州地方法院起诉微软,指控后者违反了两公司就Java技术所签定的合同,并要求微软公司停止侵犯Java兼容标准。这场官司后来升级,又和微软的反垄断官司扯到一起。2001年,太阳公司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获得微软公司高达十亿美元的赔偿。但是,微软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太阳工作站早期采用摩托罗拉公司的中央处理器。1985年,太阳公司研制出自己的SPARC减指指令(RISC)处理器,将工组站性能提高了一大截,并且保证了工作站在对DEC和HP小型机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在九十年代前很长的时间里,太阳公司的竞争对手是小型机公司和SGI等图形工作站公司,虽然在具体的商业竞争中,太阳和DEC等公司互有胜负,但是太阳总的来讲是无往不利。太阳公司的胜利,实际上是基于Unix服务器和工作站的系统对传统集中式中小型机(以DEC、HP为代表)和终端系统的胜利。前者淘汰后者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看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阿甘正传”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么一个镜头。傻人有傻福的阿甘最后捧着一张印有苹果公司标志的纸说,我买了一个水果公司的股票,有人说我这一辈不用再为钱发愁了。那是九十年代初的电影,导演挑中了苹果公司,因为它的股票确实在几年间涨了十倍。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不仅公司不迷信权威,硅谷的个人也是如此。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很少会因为IBM或者斯坦福的专家说了该怎么做就循规蹈矩,而是会不断挑战传统寻找新的办法。在公司内部,职位高的人不能以权压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了解谷歌这样公司的人都知道老板并不好当。在硅谷各公司内部,虽然也有等级之分,但是已经比传统行业的公司要好很多了。更重要的是,公司内部的升迁和毕业学校、学历、工龄长短很少有直接关系。因此,硅谷常常有一个怪现象,约翰原来在某个公司是比尔的老板,几年后,两个人先后来到另一家公司,比尔经过努力成了约翰的老板。我的一个朋友通过他在学校里的师兄介绍加入了某个硅谷的大公司,而他的这个师兄是这家大公司的元老。我的这位朋友非常努力,半年后就当上了他师兄的老板。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使得硅谷公司在全世界具有最强的竞争力。IBM实验室迄今为止有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在1993年郭士纳上台后大量削减研究经费,很多人离开了IBM去华尔街。其中很多人,主要是一些数学很强的科学家,去了后来最成功的对冲基金(HedgeFund)文艺复兴技术公司(RenaissanceTechnologies),并撑起了半个公司。可见科学和金融也是相通的。文艺复兴公司迄今为止二十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为每年37%,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远远超过股神巴菲特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这二十年来,两个公司的总回报率分别是200倍和20倍,而标普500指数是6倍。IBM实验室第二次大变动是在最近几年。现在,IBM的很多研究员只能从研究项目中拿到一大半而不是全部的工资,另一小半必须通过参加产品项目而获得,因此一些单纯搞研究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对IBM的这种政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IBM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科研必须和产品相结合。澳门威尼斯人娱乐游戏开户看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阿甘正传”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么一个镜头。傻人有傻福的阿甘最后捧着一张印有苹果公司标志的纸说,我买了一个水果公司的股票,有人说我这一辈不用再为钱发愁了。那是九十年代初的电影,导演挑中了苹果公司,因为它的股票确实在几年间涨了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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